大學教師2年不寫論文 被發配當圖書管理員

　　一條8000字的長微博在十一長假里成為網上熱點，這篇《致工管院的朋友們及湖南大學教研同仁的一封信》其實是一個吐槽帖，是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原講師楊飛因為無論文被轉崗之后，寫的自辯兼“抒胸中塊壘”長文。

　　楊飛從2002年開始在湖南大學擔任講師，講授經濟學、金融學等課程，今年7月接到學校通知：因其在過去兩年間沒有發表任何論文，不符合學校關于科研的相關規章，不予續聘，進行轉崗調整，他可以選擇到圖書館或者工會工作。

　　覺得“不服氣”的楊飛寫下這封長信，詳細解釋了自己沒有發表論文的原因，而文中觸及的“以論文考評科研”、“科研項目課題經費亂象”、“花錢發表論文”等話題，因為擊中現實中存在的弊端而激起熱議。在長微博下跟帖的評論大多是表達共鳴，也有爭議。楊飛沒有想到，這條微博在10天時間里得到超3.5萬次轉發，9800多條評論，被點了7000多次“贊”。也因為這么一條微博，他的粉絲從原來的600多個陡然增加了二十幾倍。

　　眾多評論給他加上了形形色色的標簽，那么，他到底是“理想主義者”、“堂·吉訶德挑戰風車”，還是一個“高校混混”、“眼高手低的學術憤青”呢？

【論文！】
至于嗎？不就一篇論文的事兒嗎？

　　長沙湘江邊陽光100小區里的那套房子，楊飛稱之為“工作室”，四壁基本被書和大幅照片占據了，連一臺電視都沒幸免——屏幕下半截被一排書遮住了，上半截又粘著兩張照片。“你看我這屋就知道了，我就喜歡看書，去當圖書管理員也挺好的。”他這句話說得和他那個長微博的開頭幾乎一樣。但是接著又說，第二天就是學校讓他去圖書館報到的最后期限，他還沒有最后考慮好要不要去報到，“或者明天下午我先過去看看，圖書管理員都要做些什么”。

　　“下崗，在我意料之中，”楊飛說得很直截了當，他在長微博中就早已坦承：“不瞞你說，我自2002年離開企業界來湖南大學教書，十多年來沒有公開印刷發表過任何科研論文，也沒有申報任何級別的科研項目。說我科研工作不合格，確實名至實歸。”但他還是寫了這么個長微博，他說是因為“不服氣”，“各種原因讓我不爽”。

　　最表面上讓他不爽的事是，7月份時接到不予續聘的轉崗通知之前，工商管理學院已經排好下學期的課表，他被排了兩門課程，“學校早點兒通知我就好了，我已經借了書開始備課了。”

　　實際上，湖南大學的相關規章早已有之，在2011年8月再次強化：不符合一定教學、科研條件的教師只能轉崗或低聘。關于科研的考核指標中，教授一級需“主持省部級科研項目1項、年均科研經費不低于1萬元或5萬元、發表論文6篇(重點期刊是2篇)”，講師則需要至少公開發表一篇論文。楊飛也承認，對于講師的科研任務實際上要求很低，兩年一篇論文，而且對期刊等級沒設要求。

　　但是，楊飛在他2011年簽的兩年期聘任合同期滿之前，依然像過去數年一樣，“我從來不發論文，我們學院里的人都知道。這種怪胎老師基本上沒有。”他說以前學校對于科研也有要求，但是在實際中會有一些變通方法，“如果教學的課時超出特別多，就還行吧。沒有科研成果，就在年終獎中扣錢，扣個幾千元、一萬元。其實我被扣過不少錢。”

　　跟他相熟的同事和朋友得知他最終被轉崗的消息后很吃驚：不就一篇論文嗎？你竟然在最后期限之前不想點兒辦法補救？其實3月份的時候，學校已經提醒過他，若在5月份之前還沒有論文的話，他的科研考評肯定是不能過關的。那時候，“為了飯碗”，他還是拿出兩篇文章《對全球氣候變暖的綜合分析》和《真實的謊言——論一切低碳經濟學都是紙老虎》，經熟人介紹，先后聯系了4家雜志。這兩篇文章，前一篇早在2010年3月就已經貼在他的個人網站上，后一篇的概要也在今年4月貼在他的個人網站上。

　　然后，楊飛就遭遇了他在長微博里痛陳的潛規則：發論文要花錢。他說，其實他也曾聽說過現在論文東拼西湊的情形，雜志的增刊就是為了發表論文的，給錢就能發；買賣論文已經形成產業，銷售額達到10億元(武漢大學[微博]副教授沈陽的團隊2010年1月發布的研究結果)；在淘寶上都可以買到代寫的論文。只是這一次他自己一試才知道，這都是真的，潛規則已經成了明規則。“我接觸過的幾家期刊，最后都會表示說：我們還是需要付一點版面費的。還有的說，你這種屬于加急，要付費。”這激起了楊飛的犟脾氣，他說這是觸及了他在長微博所言的自己的“三個凡是”原則之一：凡是行賄受賄的事，再小也不能干。他認為花錢發論文就是不折不扣的行賄。

在楊飛長微博之后的跟帖，表達同感的多是其他的高校教師、期刊編輯：

　　——“高校科研大躍進。評獎、評職稱都直接或間接與花錢發論文的數量掛鉤，成為了很多高校師生的心痛之處。”

　　——“現在的制度，讓所有教師搞科研，就像讓所有學生學奧數，都是不尊重事實規律的瞎胡搞，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改變啊……”

　　——“說出了老師們的心聲，深表支持。實際上很多人都不愿意這么做，只是被考核評價體制逼的。”

　　——“作為一名編輯，上次聽培訓課，某老編輯講了編輯界內部的一個笑談‘我是編輯我可恥，我給國家浪費紙’。”

當然也不乏質疑和“拍磚”的評論：

　　——“自個兒科研水平低就別怪政府、別怪學校、別怪體制。科研體制有沒有問題，當然有，還挺大。但，這不是你科研水平不行的擋箭牌。”

　　——“這種學術憤青，自以為自己是做學術的，別人都是坑蒙拐騙，歪門邪道。”

　　也有人說，國外和國內頂尖的專業期刊，都不用版面費、不用找人情，“別說發了，你投過嗎？”“做不到又來道德綁架，算什么呢？”

　　楊飛說：“我只能說，這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中國普通高校的普通講師如果個個都能在歐美頂尖雜志發表科研論文，那中國高校教師真是太厲害，厲害大發了。這個邏輯只有‘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可比。別說講師，教授都難；別說湖大，北大都難。如果全國高校講師每兩年一篇論文，都發表在不要交錢的頂級雜志，你可以算算這筆賬，這需要多少頂級雜志。”

【硬傷？】
他就此失去了批判的資格嗎？

　　湖南大學人力資源處稱對楊飛的轉崗處理是嚴格按學校規章制度進行的，并用科研業績有“硬傷”來定義楊飛的沒有學術論文。其實今年楊飛并不是唯一轉崗的人，湖南大學今年照章解聘、轉崗、低聘、辭聘者，加起來不止百人。低聘的人員中，有不少是教授和副教授。

　　在楊飛發出那篇長微博的時候，已有人產生了對于楊飛“論文”質量的質疑，兩天之后，楊飛應網友的要求，在微博里貼出了那兩篇他稱之為“還待完善的低碳經濟研究論文”的網頁鏈接，并且特別注明這不是論文版而是“科普版”。

　　然而此番情勢發生了大逆轉，這一條微博獲得的近200條評論基本是眾口一詞的拍磚：這樣的文章怎么算是論文？沒有論證，甚至連論文的基本格式都沒有啊；看不出起碼的專業水平，也就是雜文、博文而已；甚至有人直接不客氣地說：“即便算作科普文章，一個三流的科普雜志敢不敢發這樣的文章都是疑問”；“這樣的文章也有雜志收了錢就肯登，說明問題真不小”……楊飛再怎么說“特別討厭八股式的論文規范格式，我一直寫科普文章而非論文，主要因為論文很少人愿看”；“格式不對，一個小時我就可以給改過來”，未免已經顯得無力。

　　楊飛挨這樣的罵冤不冤呢？僅從他提供鏈接的兩篇文章來看，的確，很難讓人聯想到“學術論文”。但其實他原本就不是當研究論文寫的吧。在他的個人網站上，這兩篇文章只是小小點綴，比肩而立，更活色生香的文章是70余篇的旅行攝影和專題攝影圖集、攝影手記，8000多張圖片，其他帶著“抬杠”味道的雜文雜感，以及書稿《數碼時代旅游攝影快速指南》和日記體小說《滇藏星空》。“低碳”、“氣候變暖”兩文，不過是他這個自認的環保主義者要跟主流觀點“唱唱反調”寫就的網文。

　　看了長微博并引發出共鳴的人們，認為楊飛就像那個站起來說出皇帝新裝真相的孩子，直白地道出了高教學術領域的一地雞毛。在為他擊節叫好的同時，難免一廂情愿地附會上自己的意愿，拔高出一個“有思想有骨氣有原則有勇氣的青年學者”形象。但隨著事件的發展，他們不得不接受這樣的反差：原來他不是“瀟灑超脫”，而是“囊中羞澀”。

　　問題在于，在科研上有瑕疵的個人，可否同時具有道德潔癖？就像楊飛，其行為也許并非以道德擋箭牌做自己學術無為的遁詞，而是確有自己的原則？

　　又或者，用凌厲潑辣的語句道出的重重現實弊端，會因為發聲者本人缺乏過硬的“學術成果”就顯得無力甚至滑稽可笑？他就此失去了批判的資格嗎？而對他的評價這樣忽熱忽冷，是理性的邏輯判斷，抑或不過是感情用事？

　　另一個問題是，考核一個大學的普通講師，“教學”與“科研”這兩把尺子，究竟怎么設定才是合理的，適當的？

　　人力資源部評價，楊飛的教學“平平”，“沒有特別突出的”；楊飛的自我評價是：中等偏上，無論是按照教務處的要求老師之間互相聽課打分，還是學生給老師打分，“最后那50名里肯定沒有我”。他覺得不服氣的一點便在于，“如果是學生把我趕下講臺，要求換老師，我沒話說。但不發表論文就不準我上課，是啥道理？教師的本分是教書育人，強行規定老師搞科研，這種規則不合理，是本末倒置。”“學術和藝術都是偶然所得，學術任務化，就好比一聽說牛頓是被蘋果砸中的，領導就讓所有老師都去買蘋果。”

　　楊飛比較自傲的兩點，一個是他上課從來不點名，課堂隨時進出自由。“我覺得一個大學老師還要靠點名維持到課率太可悲了。大學老師應該靠學識、談吐以及人格魅力來吸引聽眾。當然悲哀的是，我的自由課堂到課率只有50%左右。”再一個是他不照本宣科。“上學期把我忙壞了，開了三門課，有一門還是一周上兩次課。周末和周四不上課我還要備課，因為你站上去就要不停地說90分鐘。像我這么認真寫講義的老師很少了，基本都是用PPT。我的金融學講義寫了10萬字，每年還在修改。”在楊飛的網站上能看到他的金融學講義的開頭部分，前言中寫明本課程分為三部分：金融基礎知識和金融產品市場分析；歷次金融危機討論；財經時事點評，包括分析媒體上讓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專家文章。并且特別提示“時事分析也將是本課程考試的重要部分”。

　　“這份活兒既然干，我還是想辦法把課上好。”

【講師……】
不知所措的人生，可以嗎？

　　楊飛的離經叛道其實不止這一件事，他自己總結為“一直非主流”。在“一封信”里他自曝考駕照時他是全車7人中唯一一個不肯買那一包煙的人，在日常生活里他宣稱：生日宴、謝師宴、婚禮、葬禮本人概不參加。

　　在楊飛成為講師之前，1992年他大學畢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設銀行上班，5年中干過儲蓄、會計、信貸、計劃、財務、辦公室等崗位，剛開始柜臺上的崗位很辛苦，“取錢人多的時候，上廁所都要跑步。”后來到信貸崗位就輕松了，“吃呀喝呀打麻將呀，有時甚至上班時間也去打牌”。越干越覺得不爽，他就辭職投奔已在新加坡的姐姐和姐夫，重拾書本，在國立大學讀MBA。為了繳10萬多元的學費，他這個原來的月光族打過各種工：中文家教、站柜臺、水果倉庫的搬運工。

　　1999畢業那年恰逢東南亞金融危機，經歷了4個月令人崩潰的求職過程后，他幸運謀到了電信公司的財務職位。然而三年之后，最后辭職的一幕在他曾經的描述里充滿著戲劇性：老板拿著他完成的數據報告怒不可遏，“6頁報告除了封面封底，再扣除大量留白、空行以及N多的數據羅列，我自己的工作量類似鴨蛋”，“這一資產調查項目一年前曾經被公司財務總監叫停，那陣兒我為它加班忙到昏天黑地。此番部門新老板重啟，一開始我就不識時務地把財務總監那封郵件找出來，發給她和部門同事。我覺得這個項目除了讓我們保持著忙碌狀態，別的意義只有天知道”，“在老板發火一分鐘之后，我拿出一個月前寫好的辭職報告”。

這像不像“無論文故事”的另一翻版？

　　辭職加上幾年“分居—離婚”的煩擾，他索性決定離開新加坡回國。2002年，楊飛獨自背包行走云南西藏攝影旅行兩個多月，也到上海參加了兩次外資企業的求職面試，一度打算做職業攝影師，他最終選擇了到湖南大學做講師。不僅因為他的檔案存在那里，也因為全家都是教師，父親在湖南大學，母親在中南大學教高數，姐姐到了新加坡依然是教外國人中文。大學老師不必坐班，還有寒暑假，正好讓他這個“玩家”施展他的愛好：沿國道騎行攝影、天文觀星、聽音樂、彈鋼琴、打羽毛球……也能就近照顧年老體弱的父母。講師5000元的月薪只是他到外企的零頭，他卻不以為意：我沒再婚也沒孩子，房子貸款都還完了。炒一點小股，我的嗅覺還算靈。我自己的生活也很簡單，這都和那些拖家帶口的同事不一樣。

　　“這個世界因為多樣性而可愛，如果每個人想的都一樣，那還不如死了算了。跟我同屆一直當老師的同學，都是教授博導了，我一直都是講師。我這人沒一點面子觀，我媽就是個例子，退休后就知道，頭銜、職位這些都是假的東西。”

　　談到曾辦過的影展、出版的小說，雖然幾年后再看，他自詡“垃圾”，但都遵循了同一原則：出錢的事兒不干。“花錢買的東西是財主都能干的事，不能證明你真的有這個實力。”話語中“二流”這個詞多次被他加諸己身，“我總覺得我的東西不夠好。”稍停又說，“我一直把自己當做二流藝術家，沒那么大壓力。我得讓自己開心，別給自己定位太高。人要有自知之明。”

　　最新的進展是，楊飛已經到圖書館報到，成為了湖南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的一名圖書管理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