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正：為什么這些老師讓我如此難忘

­　　張老師應該是新中國把器樂演奏引入音樂課的第一人——1950年在音樂課上就教我們拉京胡，不是第一人嗎？

­　　張老師還教我們打鑼鼓。“膠東秧歌鑼鼓”熱烈歡快，振奮人心，我們打得酣暢淋漓、如癡如醉。節假日，張老師帶領我們敲鑼打鼓去附近村莊宣傳抗美援朝。我除了打鑼鼓，還演活報劇。我演過李承晚（劇本是張老師編的）。至今還記得其中的臺詞：“我叫李承晚，南朝鮮，我來坐江山。我的江山坐不穩，認了個干爹杜魯門……”

­　　沒有藝術的教育，是殘缺的教育。藝術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畫畫兒。

­　　那時農村條件差，學校只有一個空蕩蕩的操場。張老師親自為我們挖了一個大沙坑。體育課上，張老師教我們跳高、跳遠。至今，張老師那“剪式跳高”的身影還留在我的腦海里。

­　　課間，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場。張老師常常站在旁邊笑瞇瞇地看，有時還教我們一手。我的摔跤本領就是在沙坑里，在富水河畔的沙灘上練出來的。“文革”時，有個到小學“造反”的大塊頭兒中學生，揮著拳頭向我沖來，被我撂倒在校門口。那男生像《水滸傳》里的“洪教頭”似的爬起來，頭也不抬，悻悻地走了。

­　　就我所知，那時農村小學沒有體育課，張老師是憑著他的直覺和愛好，自己“開發”的。我和同學津津樂道的還有張老師帶領我們游泳、給梨樹掐花、慰問軍屬、拾糞等活動。

­　　說到“拾糞”，現在還臉紅。“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升入四年級，張老師要求我們每天早晨背著糞箕拾糞（即牲畜的糞便），然后背到學校，在校門口一字擺開“展覽”。晨讀后，再把糞背回家（那時我們每天先到校晨讀，晨讀后回家吃早飯，飯后再回校上課）。一年中，我只拾到過一次牛糞，其余的都是挖河里的淤泥充數。張老師說：“淤泥也是好肥料！”

­　　什么是素質教育？素質教育就是教師素質的教育，即教師有什么樣的素質，就會有什么樣的教育。張老師是憑著他的品格、熱情、認識、直覺和悟性來從事教育的。我斷定張老師那時沒有系統學習過教育學、心理學，更不知何謂“素質教育”，他是憑著他出眾的才華、淵的知識和廣泛的愛好從事教育并影響著他的學生的。

­　　非常慶幸，在我剛跨進校門的時候，遇到了張敬齋老師。張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手繪地圖、漫話世界，把五洲四海“畫”進我們心中

­　　升入五年級，有了地理課。教地理的是徐國芳老師。徐老師快50歲了，頭發梳理得極為規整，分向左右的頭發從來都是服服帖帖的，沒有一根張牙舞爪脫離集體的。他嘴巴上翹，行動穩健，說話輕松。徐老師好脾氣，從來都是笑嘻嘻的。

­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小學《中國地理》課本是分省編的，即一個省一課。徐老師上課時，邊畫地圖邊講。譬如講我們山東省，他邊畫邊說：“我們山東省像一頭蹲下的大駱駝，頭伸進渤海和黃海里，它的頭就叫膠東半島。”這句話講完，山東的輪廓也就出現在黑板上了。

­　　我們異口同聲地說：“哇！真像駱駝！”然后，徐老師又標出省會濟南和其他大城市，自然少不了我們煙臺，順便又標出了我們萊陽（課本中的山東地圖并沒標上萊陽）。接著畫鐵路，畫泰山山脈，再講物產，最后講鄰省和瀕臨的海。

­　　講到“煙臺蘋果萊陽梨，肥城蜜桃大如拳，樂陵小棗甜如蜜”時，我們都很自豪。緊接著，徐老師又加了一句：“煙臺蘋果萊陽梨，不如濰坊蘿卜皮。”我們都大叫：“吹牛！蘿卜皮有什么好吃的？”徐老師說：“濰坊也是咱們山東的，那里的蘿卜確實好吃。”說完，又在地圖上標出了濰坊所在的位置，我們又高興起來。

­　　我看到山東半島“伸”進大海里，十分擔心地向徐老師提了個問題：“老師，咱們山東半島要是‘斷’了，我們不就掉進大海里了嗎？”徐老師嘿嘿一笑，道：“半島可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你這不是杞人憂天嗎？”

­　　徐老師的地理作業“千篇一律”——畫地圖。第一課講全國行政區，就叫我們畫全國地圖，以后每教一個省，就畫一個省。我有繪畫的礎，每個省都能畫得很像書上的地圖，經常得到徐老師的夸贊。

­　　我的同桌孫紹君畫得潦草，他畫的山東地圖活像一個不規整的梨，徐老師卻說：“不錯，不錯，有點兒意思就行。”徐老師的口頭禪是“有毛就是雞”。孫紹君寫的大字，筆畫粗，同時擔任我們五六年級書法課的徐老師卻說：“孫紹君的字有顏體的味道。”常常在他寫的某一筆、某一畫上畫個小紅圈兒。圈兒雖然小，卻讓紹君每次寫字都全力以赴。

­　　當了老師，我明白了，不是徐老師要求不嚴格，這叫“尊重差異”“因材施教”。我當了老師，也學會了在學生寫的字的某一筆、某一畫上畫紅圈，也能在每個后進生身上找到閃光點。

­　　學完了中國地理，畫完了中國地圖和各省地圖，祖國就鐫刻在我心中，永不磨滅。到中學讀《世界地理》時，我依然保留畫地圖的習慣，畫完了五洲四海，世界就在我心里了。

­　　畫地圖讓我養成了看地圖的習慣。每當我站在中國地圖前，徐國芳老師和善的面容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耳畔就會響起他那“嘿嘿”的、近乎天真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