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在市場上找活路 或成職業教育的“春天”

　　不要分兩股流，而是百舸爭流，讓每一個學校都是一股流，從市場角度來講是分層滿足市場需求。

　　教育部近日明確改革方向：國家普通高校中將有一半面臨轉型，這意味著600多所高校將轉向職業教育。

　　“在高中階段，16歲就可以選擇你未來發展的模式。當然不管你選擇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實現你的人生目標。”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說。他表示，我國即將出臺方案，實現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第一種高考模式是技術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試內容為技能加文化知識;第二種高考模式就是現在的高考，學術型人才的高考。

　　2014年伊始，國務院召開的第一次常務會議上，職業教育就成為被關注的焦點。李克強在會上指出，發展職業教育是促進轉方式、調結構和民生改善的戰略舉措。

　　會上確定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五大任務措施，包括擴大職業院校在專業設置和調整、人事管理、教師評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辦學自主權;建立學分積累和轉換制度，打通從中職、專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等等。

　　新政策推動下，職業教育的春天是否來了?技能型高考模式是否會給高職院校撕掉“次等教育”標簽的機會？

職業教育的前兩次春天

　　新中國建立之后的前50年，職業教育曾經有過兩次發展高峰。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8年。

　　在1965年，全國各類中等職業學校，包括中專、技校、農業中學、半工半讀學校，加起來達到6萬多所，在校生499.5萬人，當年中等職業學校的在校生已經占高中階段在校生的53%。

　　“上世紀80年代，上海一下子開了很多賓館，需要招收大量服務員，但招收的服務員沒有專業技能，賓館又拿不到分配的名額和指標，于是就自己辦起職業高中，這些人不在計劃內。后來這種類型的職業高中迅速發展，到1985年數量就很龐大了，中職和高職也是在1985年之后發展起來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在接受采訪時介紹，“那個時候，是新中國歷史上職教的第二個春天。”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發布，文件指出要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力爭在五年左右，使大多數地區的各類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相當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數，扭轉目前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

　　儲朝暉說，“就是上述硬性指標要求，使得后來的兩類高中報考的發展狀況形成相互交替的曲線發展，很多學生并不想上職業學校，但政策要求各個地方要保證職業教育的百分比，這里面有不少問題。到1999年高校擴招，職業教育就開始整體滑落。大家都想上大學，即便降低職業類學校的分數，效果也不好。”

讓學校自己在市場上找活路

　　雖然1996年《職業教育法》頒布后，我國職業教育宣布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導、依靠企業、充分發揮行業作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公辦、民辦共同發展”的多元投資體制，但實際操作中，政府依然是主導力量。

　　2002、2004、2005三年，由國務院或經國務院批準連續召開了三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出臺了兩個職業教育專門決定。2002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對職業教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除戰略重視外，在財政上的支持力度并不為業內人士認可。

　　我國教育投資分財政性和非財政性兩大部分，財政性教育投資包括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各級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稅費，企業辦學經費，校辦產業、勤工儉學和社會服務收入用于教育的經費。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多少可以直接反映政府對某類教育事業的支持程度，而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又是財政性教育經費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通過對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分析，可以了解我國職業教育財政投資狀況。

　　2000~2004年，我國預算內教育經費總額由2085.68億元逐年上升至4027.82億元，年均增長率達17.88%，但中等職業教育預算內教育經費在2000年是172.79億元，2004年為247.8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9.44%。另一個導致經濟問題的因素是職校擴招。當時，相對緩慢增長的財政性經費不能滿足規模職業教育擴張的要求。

　　此外，教師的質量是決定學校教學質量的關鍵因素，但職業學校不僅要有好的教師，還要有好的設備，學校經常性開支特別注重教學設施、實訓基地的投入，在造成一定浪費資源的同時，由于教師方面投入的問題更導致辦學質量較普通高校相差甚遠。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政府對職業學校的重視方式有些不對。一直把這個孩子抱在懷里，不讓他在地上自己摸爬滾打，慢慢使他失去了獨立行走的能力。”儲朝暉說。

　　時至今日，政府對職業教育包得過多、管得過死的現象依然存在。就高等職業學校而言，部分學校由行業管理，部分學校由中央、省、中心城市政府管理;而中等職業學校里，職業高中因由普通中學改建而來，仍由教育局管理，技工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由行業或企業管理。在這種“部門所有，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下，導致職校管理出現了諸多越位、缺位的問題。

　　“要想借當下的時機把職業教育做好，政府就要放權，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建立基本規則，讓學校自主發揮，自己在市場上找活路，這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大方向。”儲朝暉說。

復制德國“雙元制”模式是否可行

　　魯昕在3月22日的講話中，針對靈活辦學體制的具體流程是這樣表述的：“首先要對這類學校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產權結構和分配機制都發生變化。學校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師，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到企業做人力資源部的部長，校長可以做校長，同時也可以到企業做CEO。這個體系已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通過。”

　　魯昕同時透露，教育部將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職業教育類型轉變的工作。目前，我國普通高等院校共1200所左右，這就意味著有50%的學校要淡化學科、強化專業，按照企業的需要和崗位來對接。

　　“我們最近已經成立了聯盟，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報名參加教育部的轉型改革。”魯昕說。

　　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馬陸亭說，“我們現在說的發展應用技術類大學，實際上就是參照國外應用科學大學的模式。”

　　職教發展中舉世聞名的就是德國的“雙元制”。“‘雙元制’教育最典型的形式是學校與企業簽訂協議，學生一周有2~3天在學校上文化理論課，其余時間到企業接受訓練，文化理論課的內容與企業訓練掛鉤，針對性很強。也有跨企業的培訓中心，學生在那里可以接受系統全面的實際訓練。在德國，聯邦政府法律規定企業的員工數如果達到一定規模，就必須承擔職業教育的責任，必須拿出一定資源，提供車間和師傅，為職業學校的學生提供培訓崗位。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是在為自己培養人才，而是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義務。我們應該完善職業教育法，也要以法律形式讓企業認識到職業教育的重要性，讓他們參與進來。”北大教育學院教授陳洪捷說。

　　陳洪捷建議，“中小企業是德國經濟的重要支柱，在‘雙元制’教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目前的情況也是中小企業很多，但它們一般沒有足夠的能力培訓人才。我們可以首先在國有大中型企業推行‘雙元制’，并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等途徑，鼓勵更多企業參與進來，慢慢發動中小企業參與。我認為這是可行的。”

　　而馬陸亭認為在中國復制德國的“雙元制”會遇到困難。“在德國，有上千年歷史的行會組織權力很大，而他們的工業化行業體系也已經發展得非常完善，所以德國行業有能力保障‘雙元制’的實施，但來中國會水土不服，我們行業的力量沒那么大，起不了關鍵作用。”

建立暢通的“立交橋”

　　馬陸亭建議學習德國高等專業學院和瑞士的應用科學大學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職業教育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到博士都是銜接的。

　　在德國教育的學制圖中，1~4年級為小學教育。中等教育形式多樣，各州不完全一樣。大多數情況是，經過兩年定向階段(獨立于或在各類中學之中)，學生要分流到三類中學：普通中學、實科中學和文理中學。普通中學(5~9年級)的畢業生通過接受“雙元制”職業教育，成為技術工人;實科中學(5~10年級)畢業生通過高級專科學校等全日制職業教育的培訓，成為中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文理中學(第一階段5~10年級，第二階段11~13年級)畢業生具備進入高等學校的資格。各類學校之間的“立交橋”也是相通的。

　　德國的高等專業學院是職業應用性高等學校，注重培養實際應用型人才。高等專業學院與企業界有更緊密的關系，其教授除學術資格外一般還需要至少5年的非學校實際工作經驗。

　　“德國很講究實體經濟，它的實體經濟與龐大的教育隊伍分不開。從中職、高職到大學，合力支撐著整個德國的制造業體系。”馬陸亭說。

　　瑞士的職業教育有更濃厚的傳統特點。據馬陸亭介紹，學生在九年義務教育結束后實行分流，其中70%左右的學生選擇上職業技術學校。職業教育一直保持著“雙元制”的基本模式，且在企業師傅帶徒弟的環節占據2/3以上的時間，有力保證了教育的實用和有效性。如果職校生有更高的追求，瑞士在職業教育基本聯邦證書之上，再增設高級聯邦證書，并架構與應用科學大學之間的通道。

　　學生過早分流在我國一直存在爭議，那是因為我國的教育體系一直以高考這座“獨木橋”為成功路徑的主要評價標準，而德、瑞等國家早就建設了“立交橋”，讓早期選擇“錯了”的人能有重新選擇的機會和出口。

擔心分類會進一步降低職業教育地位

　　對于高招分類的新政策，也有一些高職院校表示擔心：如此“涇渭分明”的“分割”，可能會進一步弱化職業教育的地位。廣東職業工程技術學院院長勞漢生說，此次改革的核心詞是分類招考、注冊入學，讓人感覺有點歧視高職的思想。高職首先是高等性，其次才是職業性，分開兩者從長遠發展看或將有損高職的地位。

　　“將高校分成兩股流：職業技能型和普通高等院校，從原理上看，是符合職業和市場需求多樣化原理的，但是從過去歷年情況來看，這種分法的可操作性還存在一些問題。實際上，應該把招生的自主權還給學校，每一個學校都是一股流，這個學校在社會當中的定位是什么樣的，自主會形成影響力。現在將它強制定位，即使在一個學校，不同專業有的是職業類，有的是學術類，甚至一個專業不同方向也可能屬于兩種類型，怎么切?硬分會導致學校出現混亂。”儲朝暉說，“兩年前就講過分類高考的提法，但各個高校的反應就是怕被分到職業教育那一塊，學生家長也不愿意分。所以我們應該做的就是不要分兩股流，而是百舸爭流，讓每一個學校都是一股流，從市場角度來講是分層滿足市場需求。”

　　儲朝暉認為，職業教育院校應該向自主招生的趨勢發展，這個自主招生不同于2009年廣東等地試點的自主招生，而是徹底的完全的自主招生，目的是實現學校和學生雙向自主選擇。從專業角度來說，我們一直實行的總分制不太科學。臺灣的辦法是，學生把自己的材料都報到網上，自己填志愿學校，一般是可以選50個學校，每個學校可以選5~6個專業，不分批次，這樣學校之間才平等，學校收到這些材料后從中挑學生，預分派，就是預錄取，在網上公布后，學生知道自己被多少個學校預錄取了，這時候學生在這些學校中再選擇并確認，確認后就等于跟學校簽了協議，沒確認的自然就空出來了，別人就可以選，這就是雙向自主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