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英國：倫敦化險為夷，革命思想成熟

­　　倫敦波特蘭街49號，是一座由英國著名建筑師羅伯特·亞當設計的新古典主義建筑，1877年成為清政府駐英公使館。現在，這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大使館。在這座建筑的三樓，有一個很小的房間，被命名為“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孫中山30歲那一年，曾在這間斗室內被關押了12天。

­　　這個房間的中央安放著孫中山先生的半身銅像，銅像上方懸掛著一個牌匾，上書“孫中山先生蒙難室”，是胡耀邦1986年訪問英國時題寫的。房間另一側的一張桌子上，擺放著一個英國人的半身銅像，他就是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的老師康德黎，他也是孫中山的救命恩人。

­　　孫中山與英國的故事發生在1896年。這一年9月30日，孫中山從美國乘船到英國利物浦后轉乘火車抵達倫敦。那時，孫中山發動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他被清政府懸賞通緝。10月11日早上，孫中山離開寓所準備去探望他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的英國籍老師康德黎，“巧遇”了一個“同鄉”，這位“同鄉”熱情邀請他到家中“吃茶”。當他們來到波特蘭街49號時，大門突然打開，孫中山被挾持進清政府駐英公使館，關押在三樓一間窗上裝有鐵欄的小房間里。原來，這位“同鄉”是清公使館派來誘捕孫中山的官員鄧廷鏗。

­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副教授、全英華人華僑中國統一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劉凱多年研究晚清、民國歷史，他向中新社記者回顧這段歷史說，清公使館誘捕孫中山后如獲至寶，花大價錢向英國一家輪船公司租用了一艘輪船，打算把孫中山秘密押送回國。

­　　而鐵窗之內的孫中山想了各種自救的辦法，他多次寫紙條扔出窗外，希望有路人撿起交給康德黎，可惜未能奏效。經過反復努力，孫中山成功說服公使館的英國籍工作人員柯爾和女管家霍維夫人，請他們給康德黎遞送求救信。

­　　劉凱說，根據孫中山后來所寫的《倫敦蒙難記》記載，康德黎收到求救信后，找到孫中山的另一位英國朋友孟生，兩人多次到倫敦警察局和英國外交部，要求英國政府出面干預此事，并親自到清公使館要求放人，但均告失敗。

­　　10月22日，康德黎和孟生到倫敦刑事法院控告清公使館違反《人身保護法》，但法官未予受理。然而，這一消息被守候在法院的《地球報》記者聽到了，《地球報》當晚就刊登了孫中山被誘捕的消息，引起轟動。次日，倫敦多家媒體報道了這一事件，譴責清公使館的蠻橫行為。

­　　在輿論壓力下，英國政府向清公使館提出交涉。23日，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向清公使館發出照會，要求公使館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立即釋放孫中山。當天下午，孫中山終于被釋放，走出了囚禁他12天的斗室。

­　　“清政府蹩腳的誘捕行動，讓全世界看清了清政府腐敗和暴力的本質。”劉凱說，經過倫敦英語媒體的報道，孫中山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更大了，被全世界視為中國革命的旗幟性人物，他也完成了從“革命者”到“革命家”的轉變。

­　　獲釋后，孫中山一直在倫敦居留至1897年7月。在此期間，他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室研讀西方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書籍，認識到除了民族、民權之外還需要解決民生問題，初步形成三民主義的思想。經過對英國社會的考察和研究，他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張進一步成熟。

­　　孫中山在他的《孫文學說》里這樣寫道：“倫敦脫險后，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土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　　劉凱表示，倫敦這座城市對于孫中山的革命生涯有重要意義。從史料來看，他在大英博物館博覽群書，并結交了一些進步人士，開闊了視野，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論體系。

­　　孫中山遭囚禁的那個房間，至今仍保存著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親筆書寫的詩作《使館中總理蒙難所居室》，其中兩句是：“當年不作拘幽操，今日人尋羑里居。”房間內還有上世紀30年代中華民國駐英公使郭泰祺手書的《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紀念室記》，結尾處寫道：“凡國人之來斯室者，于敬仰之余，追懷總理當時救國救民之宏旨，不屈不撓之精神，其亦知所以興乎。”(中新社記者 周兆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