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控挑動了誰的神經

　　貌似中國進來很流行“中國式某某”啊，今天聊的現象，就從中國式離婚開始吧。有部電視劇叫《中國式離婚》，大概是講在中國離婚是一件超級難、超級消耗精力的事兒。不過，現在喜訊來了，中國式離婚已經徹底改變內涵。離婚變得像兒戲一樣，說離就離，還一群一群扎堆去離。離婚，已經變成了應對房價調控的一個策略。

　　“樓市有風險，離婚需謹慎”

　　集月音：我來列幾個數據，國五條出臺后，3月4日南京離婚人數294對為平時兩倍，3月5日昆明單日離婚數破紀錄，3月6日北京離婚人數1000對比平時多出一倍。南京管理部門一天就開出了1600多張單身證明，用途一欄清一色寫的是“購房”。為房離婚是最近炙手可熱的社會話題。

　　李妍：這些個離婚潮，其實還有人給安了一個時髦的名詞，叫“政策性離婚”。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什么叫政策性離婚，但一說假離婚，相信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小集列的那么些個離婚數據中，估計大多數都是“政策性離婚”，也就是說，兩口子離婚，既不是因為感情破裂，也不是因為不孝不敬、小三插足，而是為了房子，婚姻就被拿來充當了一次規避調控政策的工具。所以，房產新政一出臺，有網友就開玩笑，說現在最忙的是民政局。

　　據說，上海閔行區民政局在婚姻登記中心門口還特意設立了“樓市有風險，離婚需謹慎”大幅公告警示牌，提醒勿為規避政策而輕率選擇“假離婚”。

　　周東飛：其實，假離婚還只是各種應對策略中的一種。為了房子可以離婚，為了房子也可以復婚或假結婚。有夫妻聽說今后賣二手房要征20%個稅，但5年以上唯一住房除外。于是就把婚給離了，這樣不用納稅嘛。不過，后來北京的細則出臺，又規定單身人士不得無限制購房，這下結婚又走俏了。有新聞說，法官提醒，要警惕“國五條”出臺后的5種虛假訴訟。除了假離婚之外，還有假抵押、假確權、假贈與、假解散。《燕趙都市報》報道了一對典型夫妻，從30年前為分房而閃婚，到為房改而閃離，為孩子出國擔保而復婚，為避稅而再離婚。如今已經是老兩口的他們，計劃為再買套房子而復婚，這次可是真的。

　　李妍：這兩口子是典型的自我折騰與被折騰，我覺得其中不乏自身的原因。

　　集月音：三十年前，單位福利分房，通常會附帶婚姻相關的要求，比如已婚且沒有住房等等。在那個年代，人們已經達成共識，“早結婚早分房”是好事，為房閃婚是常見的社會現象。那時候各個單位都是“大家長”式的管理，關注到個體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婚姻與住房概莫能外。如今社會生活早已發生劇烈變化，住房已經商品化。唯一沒變的，還是政策的家長式管理，房產政策成了婚姻指揮棒。

　　利用政策漏洞將利益最大化的，還有更加極端的例子。浙江有一家人，公公和婆婆離婚，兒子和兒媳離婚，然后公公再和兒媳結婚。這樣夸張的作假，是為了兒媳落戶多得拆遷款。因為太假了，最終兒媳還是無法落戶。

　　李妍：要說房產調控眾生相，除了政策性離婚，還有種種避稅攻略，有網友還將各類避稅方法概括為暗渡陳倉、金蟬脫殼、偷梁換柱……這些其實都是大家應對調控新政的手段，但在地方新政細則還沒有落地之前，大家更多的還是要搶時間，所以伴隨離婚潮的，還有各地爆棚的過戶潮。

　　道德和利益，哪個更重要？

　　周東飛：對這種假離婚的現象，我們到底應該怎么看？其實，我也留意到網絡和媒體上對這類現象的評論，大多數都是在替假離婚的民眾叫屈。不過，不是所有的假離婚都是什么為政策所逼。我們老在強調，要守規矩，為什么一遇到具體的問題，大家都不認為守規矩是一個基本規則了呢？

　　集月音：其實，按照普通人的消費心理，得知一樣東西可能漲價，趕在漲價之前買一些備用，是正常的理性行為。老百姓過日子，誰不算計個針頭線腦，一點點財產不都是這么省下來的嗎？而房產交易動輒涉及數萬甚至數百萬，怎么能讓人不計較？

　　所以，不能站在道德高地，輕易指責某些民眾視婚姻如游戲。用網友的話說，就是：若連家都沒了，一紙婚書就不重要了。

　　李妍：我是認為，為了規避風險，防止利益受損去假結婚假離婚，和為了主動投機尋求利益去閃婚閃離，還是有本質區別的。比如說，現在的房產政策下，為了防止正常交易的利益受損，被迫選擇離婚或結婚，可能真是被逼無奈。但如果是像東飛之前提到的那個案例，兩口子結婚三十年，為了房子閃婚閃離多次，這其中就不乏投機的成分。這種做法，真的不是政策逼的。所以，我覺得大可不必拿著道德棒子去質疑別人，但對于那種過于投機的行為，置家庭倫理情感于不顧的舉動，至少我是要投反對票的。

　　周東飛：既然道德眼下已經是“招人煩”的字眼，那么就不說道德，只說利益。即便是從利益的角度考慮，假離婚者對自己和他人所造成的傷害，也是很明顯的。不是連公家都出了告示了嗎：樓市有風險，離婚須謹慎。其實，我覺得這標語應該反過來寫：婚姻有風險，樓事須謹慎。現實中，太多這種雞飛蛋打的事情了，老公明明在外面找了小三，卻騙妻子說，咱把婚給離了，為的是房子多賣幾個錢。妻子傻乎乎離了婚，還把房產都轉到了老公名下。然而，沒有然后了。房子是財產，可婚姻的價值就小于一套房子嗎？

　　集月音：房價比天高，婚約比紙薄。本來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其內核應該是一個個穩定的家庭，這種家庭在社會生活中必須占據主流地位，也就是過去老話說的“寧拆十座廟，不拆一樁婚”。但是現在，不管是為房假離婚，還是以房為借口真離婚，現狀就是這種穩定正在被撼動。傳統的倫理道德正在被沖擊，社會風尚和公共利益也在被損害。

　　李妍：道德和政策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分開來說。首先，在政策和法律面前，公眾的普遍選擇，要么是遵守，要么是鉆空子。對所謂“鉆空子的人”，我們的確不該隨便揮舞什么道德大棒去攻擊，但我也想說的是，真正的道德一定是建立在不讓人隨便違背公序良俗的秩序和規則之上的。這個秩序和規則，就是靠一些政策去建立起來的。這么講，不是說逼人離婚的房產新政不是一個好政策，或許它的出發點確實是為了抑制房價。但是，任何政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現在房產市場的種種亂象，甚至直接投射并影響到了人們的現實生活、倫理道德、家庭觀念，其實正是說明，我們的房產政策，我們對住房福利的兜底，確實做得不夠。

　　周東飛：大多數時候，流行的東西都是淺薄的。人們之所以愿意跟著流行的觀念走，是因為跟著走最省心省力。比方說，自己原本不想要去奮斗，就跟在人后面感嘆這社會沒正常的上升通道。要先問問自己，我奮斗了嗎，我在環境許可的范圍內盡力了嗎？

　　一個流行的說法，就是要替老百姓說話。但是，我們有必要搞清楚，到底誰是老百姓。是手上握著很多套房，等待著在樓市的起伏中獲取最大利益的人嗎？他們是老百姓，但老百姓不全是他們。

　　所謂知識分子的狹隘處就在于，自己有時候往往也正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在自己利益受損的時候，覺得自己的痛感比世人都痛切和重要。而且，還不忘運用自己的專業特長，把一己的主張轉化為光明正大的主流民意。

　　集月音：說起既得利益者，比如前面提到的為房子兩次離婚的夫妻。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嗎？也不過是你我身邊最普通的小市民。自己一套房，父母一套房，說是投機，又得到了多大的利益呢。房價是他們這些小市民催起來的嗎？那些買不起房的人，難道需要這些好不容易攢下點資產的人來為之兜底負責嗎？

　　政策著眼點，是讓普通民眾“居者有其屋”

　　周東飛：一說調控，各種不利后果就落在了一部分民眾頭上。為什么總給人這種印象？到底是政策制定時的目標就是底層百姓，還是另有原因？

　　李妍：政策制定的不利后果落在升斗小民頭上，這完全跟政策制定的初衷背道而馳。可這，就是現狀。后果一，像小集剛才說的，由離婚導致的道德壓力、家庭倫理等成本，直接落到了百姓頭上；后果二，很多政策，說是打擊投資投機，最后往往成了遏制剛需。甚至可能還會有后果三，有學者在政策出臺后，直接說了“坐等房價再翻番”。要是把這條也加上，這是不是小人物們又需負擔的另一成本？

　　集月音：那些民眾心目中真正應該調控的階層，比如房產界大佬，永遠巋然不動。

　　調不動開發商，槍頭又對準罵聲一片的炒房者。結果政策一出臺，真正的炒房團好像早已經撤退，留下的是交易大廳里疲憊不堪的小市民——— 在房價起飛時，每天白水煮掛面攢錢付首付還貸款的小市民。小市民躺著也中槍，結果對調控的擔憂演化成一種群體性的焦慮和恐懼，以致對任何政策敏感異常，稍有風吹草動就隨之起舞，也造成了各種非理性的社會行為和社會現象。

　　周東飛：政府的本意均出自為民眾考慮，但最終還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傷及部分民眾的利益，這是為什么？從這一點上來分析，調控恐怕錯過了一些不該錯過的時機。房價高位運行日久，不僅綁架了政府，也開始綁架部分民眾。那些買了房，甚至擁有多套房的民眾，愿意房價下跌嗎？地方政府是不愿意的，把一輩子或幾輩子心血都投進去的民眾就愿意嗎？當調控面臨這種局面，阻力肯定更大。

　　李妍：其實對于當前的房地產市場，有兩種聲音。有一種是認為不應該調控，房地產應該由市場來自由調節。另一種聲音，就是房價已經瘋魔，完全不受市場控制了，必須由政策去進行調控，保證大部分老百姓有房子住。但是，房地產與普通商品不同，它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生活必需品。沒有一屋一瓦去遮風避雨，在中國人心里，真的過不了關。所以政府必須有所作為，現在的問題是，應該怎么作為？

　　是不是一說調控，就開始收稅，就開始收費？不少政策特別善用所謂經濟杠桿，似乎一收費一收稅，就萬事大吉了。但無數次調控結果證明，這種簡單的調控，不僅會變成“調空”，甚至讓老百姓成了冤大頭。

　　李妍：現在的政策，真的應該考慮轉轉向。必須回過頭來想想，怎么讓普通民眾買得起房，如何為底層群眾建更多的保障房。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住房市場亂象，其實就是住房過于市場化，以及政府功能嚴重缺位的必然結果。對任何地方而言，多修建低收入者，包括普通中等家庭的保障用房，恐怕比調控要實惠和有用得多。

　　集月音：當年香港樓市過熱、房價暴漲，隨著董建華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也就是香港的保障房政策，房地產立馬進行了大幅調整。這個例子說明，調控如果想行之有效，這種“居者有其屋”的保障計劃也許才是最該強力推行的。

　　“微博體”目標稀釋了嚴厲的調控

　　周東飛：其實，這次新政的后續反應，除了扎堆離婚之外，還有地方政府這個角色。總體而言，民眾這邊是熱鬧的，地方政府那邊有些淡漠。有些地方的調控目標，只有寥寥數語，被公眾挖苦為“微博體”。

　　集月音：在國五條出臺后，有市民很直白表示，收不收稅，誰能給咱個準確說法。可是，沒有啊。等到各地細則出來后，有些更是云山霧罩，還得要專家媒體逐字分析逐條解讀。政策就像一鍋粥一樣端了出來，既不歸納問題闡述方案，也不解釋具體政策是否影響普通人的生活。民眾只能跟著揣測，所以出現種種非理性現象并不意外。

　　李妍：地方政府的“微博體”細則，大多對20%稅如何征收、二手房貸利率如何計算等關鍵性問題，主動回避……這其實只能說明一點，地方政府出于現實利益和歷史經驗考慮，甚至懶得對國五條表示禮貌性的回應。

　　所以各地的新政細則，無非只是地方政府心聲的流露。縱觀過去諸多調控政策，其過程和結果，玩的無非也都是這種套路，這無疑是對渴望房價下跌的普通購房者的又一次戲弄。話說回來，我們日常所見到的城市是個大工地的現狀，還不足以說明各地對土地財政、房產支柱的依賴嗎？現在的地方反應，無非只是再次佐證了這樣一種現狀。

　　集月音：本來大方向正確的調控，一次次唱歪了，是不是因為民眾的意見在政策制定中一直在缺席。政策本身就是利益調節機制的一種集中體現，一個政策出臺后，不同的利益集團包括公眾有不同的反應實屬正常。政策制定時不應草率，應該有預見性，預測到出臺后可能引起的正負兩方面的反應和影響。好的政策應該能夠促進經濟生活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能夠較好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要做到這一點，在決策過程中就應當盡可能征求民眾意見。套用一句話：政策需要制定和實施，政策更需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制定和實施。漫畫/勾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