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報：該讓利的不只是出租車公司

　　我國一些城市的出租車牌照費動輒幾十萬元甚至近百萬元，這意味著一輛出租車從開始運營的那一天起，就背負了巨額債務。穩定出租車運價，政府部門不僅要敢于動出租車公司的“奶酪”，也要勇于“割自己的肉”。

　　北京出租車調價傳聞引發各界關注。近日，北京交委相關負責人透露，北京市政府將制定措施將出租企業利潤控制在“微利”范圍內，相關部門也正在對出租車企業的利潤空間進行詳細核算，合理的利潤標準制定后，或將進一步壓縮出租車份子錢。

　　一直以來，出租車企業都被認為是打車貴的重要推手，但其利益卻很少被觸及。北京交管部門的表態，無疑動了這些企業的“奶酪”，讓不少人覺得痛快。有媒體甚至以“北京出租車改革開始觸及根本利益”為題，對北京這一做法表示肯定。

　　穩定出租車運價，政府、出租車企業都有責任。運營成本一上漲就將壓力轉嫁到乘客和司機身上，不合理性顯而易見。對于出租車企業的利潤進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穩定運價，但光有出租車企業讓利顯然還遠遠不夠。

　　我國出租車運營可大致分為北京模式、溫州模式和上海模式三類。北京模式是產權和經營權分離。出租車公司從政府部門獲得出租車的經營權，司機則出資購車，承擔運營費用，按月給公司上繳管理費。溫州模式是產權和經營權統一，即個體經營模式。上海模式是產權和經營權統一并由公司規模經營，即公車公營模式。公司從政府獲得經營權，并由公司直接出資購買車輛，招聘司機，公司和司機的關系是一種純粹的雇傭關系，出租車司機的收入是底薪加營收提成。目前，我國近80%的地區都采取的是北京模式，而這一模式則因容易導致“出租車公司與政府部門聯合壟斷”而備受指責。

　　在一些人看來，政府部門提出控制出租車企業的利潤，如同向自己的利益同盟開刀。但政府部門自身又當如何？據媒體報道，我國一些城市的出租車牌照費動輒幾十萬元甚至近百萬元，這意味著一輛出租車從開始運營的那一天起，就背負了巨額債務，只能通過提高收費和多拉快跑來“還債”，加之出租車公司的利潤要保證，最終的壓力便落在了乘客和的士司機身上。

　　因此，要穩定出租車運價，政府部門不僅要有向出租車公司開刀的魄力，也要勇于“割自己的肉”。甚至于，政府讓利比控制企業利潤更具正當性。若自己固守利益不肯放手，而總是在別人身上動腦筋，顯然無法贏得認同。

　　所以，如果說穩定出租車運價是政府和企業共同的責任，那么控制出租車企業利潤只是第一步，接下來，人們希望看到的是政府自身如何讓利于民。而不管是企業讓利還是政府讓利，都只是對現有出租車運營管理模式的一種修正，這種模式本身是否合理，有沒有更好的模式可以供操作，亦值得再評估。

　　譬如直接將出租車交給個體經營的溫州模式，盡管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這一模式在倫敦等地不乏成功先例，完全可以進一步完善推廣。某種意義上說，一座城市的出租車行業面貌，不僅直接影響著人們對城市的評價，也反映出這座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競爭能力。對于現有的出租車管理模式，不能總抱著存在即合理，或者小修小補應付公眾的心態，而應從呵護公眾利益出發大刀闊斧地改革，在此方面，政府部門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