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沒2千還陪跳舞喝酒 基層女公務員談離職

　　我叫桃子，85后，出生于湖南湘西一個只有5萬人的小鎮上，從小愛讀書喜歡寫寫畫畫，算是我們街道上的一個小“才女”。

　　想象力豐富的我，當然不甘于“窩”在老家的小地方。但是陰差陽錯，2008年，我大學畢業后考研[微博]失敗，卻考上了公務員，被分到離出生地一街之隔的街道。

　　我最大的愿望是繼續考研，然后離開那里，但是想不到，我竟然把人生最好的三年時光留在了那里。

成為街道公務員

　　我是典型的無背景清貧家庭，2003年，爸爸因事業單位改制被強行“內退”，媽媽早就沒了工作，家里日子一直緊巴巴的，爸爸的病這幾年還越來越嚴重。讓我考公務員，是他們最大的愿望。我知道身邊很多人的父母為了孩子考公務員都“要死要活”的，我父母比較尊重我，但心里最想要的，我也知道。

　　我考上公務員后，父母頓時感覺有些“揚眉吐氣”。據我爸反映，自己“政治地位”都提高了，鄰居們知道我成了“公務員”以后，對他都熱情多了。“你家姑娘真是自己考的？沒送錢找關系？真會考啊。”“女兒當官了啊，你享福嘍！”耳邊這些羨慕而夾雜其他情緒的話，讓我爸爸媽媽心里舒服。

　　但我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7月正式入職，4個月前，我剛收到考研失敗的消息，傷心欲絕。讀書一直是我的理想，我報考的是北京師范大學[微博]文學院，只差了一分。知道成績后沒幾天就是我們縣組織的公務員選調生考試，我也心灰意冷地去了，“裸考”，居然考上了。1400個人的筆試，我考了第6名。選調生都要下基層，到街道和社區去，我被分回了家鄉。

　　我那個地方是個古鎮，巷子很多，工作的街道是在一條偏僻的巷子里，我去的那一年，是街道第一個“選調生”，迎接我的，是一群“可怕”的阿姨們。

　　我上大學時，大概是典型的文藝女青年，剛到街道上，還是民族風拼接長裙那一套，衣袂飄飄的。“小桃呀，你穿這個挺漂亮的，大學買的吧？”“身材好啊，年輕就是資本啊！”大媽們表面恭維，背后卻在竊竊私語。

　　沒多久，領導大人開會時宣布新“街規”—不得穿奇裝異服上班，還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我得出“文藝女青年=二B女青年”的結論。這是我當公務員后第一課。

　　在街道，年輕的女孩子很少，我時常被抓去做迎賓之類。6點起床化妝，7點著裝，8點站點，11點迎賓，12點剪彩。在寒風中哆哆嗦嗦一上午，最后就是為了領導上臺發言的那三分鐘。

　　我第一次穿正裝，被調去“搞會務”，高跟鞋磨得腳鉆心疼。所謂“搞會務”，就是給領導倒水，我“步履維艱”。結果會后領導把我叫到一邊：“你不知道高跟鞋走路會發出聲音，會影響開會嗎？年輕人不懂事啊……”

　　知道我“能寫”以后，寫材料的任務就堆給我了，從此，寫材料成了我的噩夢。

“噩夢”

　　每年年底是我最忙的時候，各路“檢查”會在這段時間集中殺到。黨建、黨風廉政、綜治穩定、宣傳思想、社會建設、教育督導、計劃生育、重點項目落實……街道一年的工作評價怎么樣，全靠這些檢查了，材料寫得越長、越漂亮就越加分。

　　有時候一天就要迎接三個檢查，前幾個晚上的我都恨不得自己有十八只手，就連高考[微博]和考研的時候都沒這么努力過。可是到了最后，“這個不行，這個怎么沒有照片”，“這個數據怎么不詳細”，“這個沒有資料證明你們確實做了”……

　　為了應對這些檢查，明明有很多事情以街道的力量做不了，我也不得不趕鴨子上架，很多數據要么夸大，要么胡編亂造。比如，基層黨組織建設，要求建立多少個站點，可黨員要么出去打工了，要么歸別的事業單位管，只好胡編。還有報道任務，街道那點事，要上報紙本來就很不切實際啊！不過我搞的是“黨政工作”，“造假”的都是些“虛”數據，黨員人數、廉政墻數據等等，寫了也不會有人在意。

　　不過，一旦涉及到錢，有實際利益沖突的數據，廉租房啊、醫療救助金之類的，這些就必須錙銖必較，不然可能會引發群眾性事件。

　　為了迎接年底的檢查高峰，我差不多每天要寫2萬字，每項材料少說5萬字，二十多本材料裝訂成冊，堆起來山一樣高。我不禁有些成就感，可是一想到這些材料里有多少水分，又忍不住泄氣，難道衡量我們工作的，就是這一堆紙嗎？

　　檢查結束以后，辛辛苦苦準備了一個多月的東西，最后都賣了廢品，總共是24塊錢。一年以后，我也學“乖”了，開始Copy前一年的，只在數據和細節上進行修改。這還算認真了，我知道有些人直接連改都不改。

　　關于數據有時候是很“矛盾”的事情。比方今年旱災，絕收多少畝，造成多少損失，這是一個口徑。今年取得了什么經濟成績，增產多少，這是另一個口徑。主要看上頭對應的是什么部門。又比如說低保，申請得多了，“沒有完成經濟任務”；報得少，“沒有達到扶貧的標準”……寫材料那段時期，我一天要工作16個小時，從早上8點到晚上12點。回家的巷子路燈壞了，我喊老爸來接。路上，老爸納悶地問：“人家一杯茶也能坐一天，怎么就你這么累呢？”

瑣碎而徒勞

　　我也想逃離，而且是徹底逃離。我一直沒有放棄考研，卻又接連兩年沒有考中目標中的北師大，逐漸心灰意冷，只好繼續當基層公務員。

　　除了年底寫檢查材料，基層公務員還有很多“匪夷所思”卻又不得不做的事兒。首當其沖就是“與領導相處”的學問，我在這方面是“白癡”，且始終游離在外。

　　先說吃飯時喝酒，我的必殺技是裝病裝睡，偶爾還“耍詐”—就是吃飯前自備空牛奶盒，敬完酒不要說話，酒含在嘴里，偷偷吐到牛奶盒里……三年后，那一批選調生里，只有我一個人沒有練出酒量來。

　　還有一種場合一定要能“hold”住，那就是KTV，因為下了酒桌直奔的地方一定是—KTV。在這個場合，我也練就了一定的“生存技能”：如果不得不在別人的催促下邀請某位領導跳舞，那么在場所有的男士都順次邀請一次，就不會有人對你有想法了；跳舞的時候當對方靠近，一定注意將彼此胸口的距離控制在一公分之外；實在不想忍受這一切，就假裝舞技太爛，故意多踩別人幾腳就好……

　　和領導相處，還有很多奇怪的“忌諱”。比如點菜的時候，5個人點8個菜夠了，服務員“暗示”到跺腳流汗，我都渾然不知，后來才明白，在這個圈子里，有“七上八下”的說法。

　　我還聽說，附近山上的廟里，當公務員的上的香火最多。哎……

　　最近幾年，在輿論的壓力下，小公務員還多了一項新工作—“保護領導”。“那張照片要刪掉啊，換一張看不到手表的”，“什么？桌子上有芙蓉王香煙，那怎么行”。

　　還有傳說中的“五毛黨”，我們每月也有“寫網評”的任務，一人五篇，不過“稿費”不是5毛，而是5塊，寫得好的甚至有50塊。可誰也不愿意寫這個東西，要引導輿論，寫得像樣，又不能太“負面”，字數還不得少于500字，一到交網評時辦公室的QQ群里就哭爹喊娘。

　　當然，也有我喜歡的工作。比如辦社區圖書館，組織留守兒童活動，看望艾滋病患兒。我們街道上有個關愛醫院，里面有群艾滋兒童，我每個月去看他們的時候，都是感覺最快樂的幾天。在那里接觸到的志愿者認為我是個很好的“社工”。我也隱隱感到，比起政府的行政體系，NGO的做事效率和效果實在高了太多。

逃離

　　我當公務員的第三年，2011年3月，收到四川大學研究生考試成績單，當即就在心里決定，要離開街道，繼續去讀書。

　　爸媽當然不希望我就這么放棄了，畢竟我已經熬了三年，且已經升到區團委副書記職位，相當于副科級了。但只有我知道自己三年來承受的心理和精神壓力有多大，我都快得抑郁癥了。

　　最后一年年底寫迎檢材料的時候，我曾有整整一個月時間晚上睡不著覺，爸媽跟我一說話我就會哭，甚至自己一個人呆著的時候也會不由自主地掉眼淚。

　　最終，爸媽妥協了。其實，我知道那時候爸爸的身體已經非常差了，他在長沙住一次院，即使有報銷，家里也要出上萬塊錢。爸爸內退時，還不到退休年齡之前，每個月只能領到650元的補貼。而我最后一個月的工資條上，只有1648元，這個數字我記得很清楚。精神的壓抑和現實的壓力都讓我不堪重負。

　　和我同一批分到鎮上的選調生共有五個，剛去的時候，個個書生意氣，都很失望，幾乎都喊著要走，不過慢慢地就習慣了，蛻變、分化得很厲害。當然你不蛻變，就會像我一樣最終承受不了。

　　有些人很自覺地進入這個圈子了，甚至游刃有余，每天陪領導吃飯，看官場小說《二號首長》，留心各種小道消息，很有“政治覺悟”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這樣的，提升比較快。有的把自己邊緣化了，基本上只是天天做份內的工作，不交際不應酬，關閉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有的這也想那也想，變得特別頹廢……

　　有個名校研究生，是我們的“頭兒”，原來很有干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說他研究生導師說過他能當部長，他也報考過部委的公務員。后來再聚會，他就“莫談國事”了，跟我們也打起官腔來。到我離開的時候，他已經當上我們那里的鄉長了。

　　而我卻始終和這個圈子格格不入。用我爸的話說，我脾氣太倔，自己不喜歡什么就堅決不做什么，“那樣怎么可能呢？不適應也要適應嘛”，“還不都是為了活著”，“又是女孩子，有個安安穩穩的工作就可以了，我們又沒什么靠山”。

　　我當公務員后，有人給介紹過本地一個領導的兒子，人家還嫌我家里“條件太差”，我爸為這事很氣憤：“看不起人”！那領導的兒子是著名的“花花公子”，對這種人，我只會敬而遠之。

　　老爸那一代人，受過苦，吃過虧，所以有些向往權勢，我也能理解。我當上公務員后，爸爸住院，我給他跑了好多次醫療報銷，找“內部人士”，不用排隊，很快搞定，甚至還能在政策內多報點。而我當公務員之前，往往是排了幾個小時的隊，卻被告知“負責蓋章的請假了”。我也多少理解了那么多人想當公務員的心情了。

　　我最終選擇去讀書了，去讀我喜歡的文化方面的課程。上大學本科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最好的朋友，她自學畫畫，且很有天分，我跟著她一起畫畫。我擅長寫腳本和構圖，而她有很強的想象力和畫功，我們倆是最佳拍檔。我讀研以后，我們倆開始正式合作，接一些插畫和文案的活，目前已經完成了幾本童書的插畫。

　　她現在在深圳，是自由職業者。每天晚上，我們一起熬夜搞創作。現在我們名氣還不太大，收入也不能讓我們完全獨立，但我感受到了久違的希望和自由，還有發自內心的快樂。

　　今年5月，我和朋友商量，將我在基層當公務員的經歷畫成漫畫，創作我們自己的原創繪本。目前漫畫還在連載，在網絡上擁有了一定的“粉絲”量，也已經有一家出版社要求出版。

　　回頭看，那三年，我多了很多對社會的理解和自己的思考，收獲很大，其實我也是真正念了幾年社會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