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教授：大學教育最高境界是心靈的抵達

——訪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前校長李培根教授

　　李培根院士

　　“自打被視為學術機構后，人們就開始抱怨學校把太多的精力用于研究生教育。在一所優秀的大學里，本科教育卻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哈佛學院前院長哈瑞·劉易斯在《失去靈魂的卓越》一書中這樣寫道。在嶺南師范學院一場名為“問教問學”的講座上，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前校長李培根用這段話來引發聽眾反思當前的大學教育。

　　李培根曾在華中科技大學2010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演講《記憶》，在場7000多名畢業生起立高呼“根叔”，“根叔”尊稱不脛而走。

　　根叔問教問學，對當前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教育是在不斷改革中發展的

面臨挑戰、存在問題，并非現在的教育所獨有，而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未停止過教育改革的步伐，幾乎每一所高校都在進行改革。您認為高等教育改革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李培根：在談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時候，我們應該注意考慮這樣幾個問題。

　　教育改革——道耶？術耶？教育改革要避免失去靈魂的改革，這是我們最關鍵的問題。哈瑞·劉易斯認為，哈佛追求的卓越是失去靈魂的卓越，在科學研究上的確是卓越的，但在把年輕人培養成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這一點上做得還很不夠。改革中若忘記了教育之道，只是致力于教育之術，則是失去靈魂的改革。

　　教育宗旨——器耶？人耶？孔子講，“君子不器”。其實“君子不器”可以從兩方面講，一個是不器己，一個是不器人。不要把自己當成一個工具，特別是教育者，既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教書的工具，也不能把學生培養成工具。當前，我們的教育宗旨是建立在對教育工具意義上的理解，而不是建立在對人的意義上的理解。

　　社會責任——服務耶？引領耶？大學的一個重要社會責任是服務，但大學的引領作用更重要。哈佛大學前校長福斯特說：“大學的本質是對過去和未來負有獨一無二的責任——而不是完全或者是哪怕是主要對當下負責。”我們今天的教育似乎主要是對當下負責。大學應該服務社會，但大學不能僅僅是社會的風向標，而應該是社會發展的發動機。尤其是一流大學，應能引領科技發展、社會思想和文化的進步。

　　記者：當今我國教育改革的重點在哪里？

　　李培根：我們應該承認今天的教育還存在不少問題。我個人認為，教育改革的重點應該是“人本”教育。《共產黨宣言》里面說：“……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僅僅強調人的自由發展，而且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馬克思的這些話雖然不是專門針對教育說的，但對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記者：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都會在不同程度上進行教育改革。人們如何看待教育改革？

　　李培根：教育改革并不是某個時代、某個國家的專利，人類教育正是在持續不斷的改革中獲得發展、進步的。

　　很多有識之士都在反思時代教育問題。比如，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也曾深刻反省和批評當時的教育：“今天，單個的教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一個自我犧牲的人，但是，由于缺乏一個整體的支撐，他實際上仍是軟弱無力的……一種嘗試迅速地為另一種嘗試所取代。教育的內容、目標和方法不時地被改變。”

　　這說明，面臨挑戰、存在問題，并非現在的教育所獨有。關鍵是要正視問題，科學地分析、研究問題，從而提出有效解決方案。國家層面的、正確的教育理念非常重要，那是對整個國家教育宗旨的宏觀指導。至于具體的教育改革方案，政府不宜過多干預，應給予大學充分的自主權。

教育活動的主體是學生

教育要曉喻人們讓精神充盈人生，與“你”相遇

　　記者：您認為大學教育應該以教師為中心還是以學生為中心？

　　李培根：我認為，大學教育應該以學生為中心，教育活動的主體是學生，教師是主導。真正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體現的是教育者的人文情懷。

　　教師可能會說，這不是弱化了教師的作用嗎？我覺得，越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恰恰越是有弱化教師的作用。目前，我們的教育多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形式，即我教什么，你學什么。如果教育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就要依據學生的情況進行教學，最基本的莫過于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有時候，學生的問題對教師是挑戰。對教師的挑戰越大，教師的作用也越大，也越難以做到。總而言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就是要盡可能地引導學生主動學習、主動實踐，讓學生更好地成為他們自己。

　　記者：那么教師應該怎樣發揮引導作用呢？

　　李培根：這里，要思考一個問題：入世為師——征服耶？適應耶？

　　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奠基人、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化的核心是理性。學者何愛國認為，西方的理性主義以“入世而不屬世”為特征，與現實世界保持著一種高度緊張的對抗和征服關系，即“理性的征服”。這實際上是批判精神。東方的理性主義，比如儒教，特點是“入世而屬世”，即“理性地適應”現實世界。

　　我認為，教育中“理性的征服”和“理性的適應”都需要。但中國大學教育中非常欠缺的恰恰是批判精神。大學以及大學教師對社會最重要的作用是引領作用。為了實現這種引領作用，教師首先要有批判精神，同時也要引導、啟發學生，讓學生具有批判性思維，這對他們的成長是大有好處的。

　　記者：您怎樣定位大學教師與學生的關系？

　　李培根：哲學家馬丁·布伯在《我與你》中將人與人的關系分為兩種，一種是“我與你”，一種是“我與它”。他贊成“我與你”的關系，不贊成“我與它”的關系。

　　“我與它”的關系是怎么樣的呢？“當我帶著預期和目的去和一個對象建立關系時，這個關系即是我與它的關系。不管那預期或目的看起來是多么美好，這都是我與它的關系，因這個人沒被我當作和我一樣的存在看待，他在我面前淪為了我實現預期和目的的工具。”這是馬丁·布伯所不推崇的。

　　“我與你”的關系是怎么樣的呢？馬丁·布伯談到教育時說：“教育的目的非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會存在什么，而是曉喻他們如何讓精神充盈人生，如何與‘你’相遇。真正的教師與學生的關系，便是這種‘我與你’關系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教師一定要把學生看作一種真實的存在、神性的存在，而不能只是看成教師職業生涯的一種工具。要把學生視為伙伴而與之相遇，根據對方的一切因素來體會這種關系。

把思維帶到從未抵達的地方

最高的境界不是知識的抵達，而是心靈的抵達

　　記者：您認為大學生怎樣理解學習的目的，什么樣的學習是真正的學習？

　　李培根：真正的學習就是要不斷地去完善自己，更好地成為你自己。具體細化為完善人格、樹立崇高理想、培養看問題的視野、關心社會和未來等方面。

　　我們所接受的教育中，培養完善人格是很重要的。大學生在畢業后不能僅僅成為一位專家，還要成為一個和諧的人。完善人格的關鍵是要懂得人的意義，具備正確的價值取向以及對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責任等的認識。當然，不僅要認識自己的尊嚴、權利等，還要尊重別人的尊嚴、權利。

　　現在很流行的一句話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代青年，應該是真正社會意義、政治意義上的青年，應該有理想。比爾·蓋茨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中說，“哈佛大學是否鼓勵他的老師去研究解決世界上最嚴重的不平等？哈佛學生是否從全球的那些極端的貧窮中學到了什么……”大學生要有社會責任感，有擔當。所以，同學們在理想與現實方面，既承認現實有不足，又恰恰因為現實有問題，更有責任去改善它。一個人的力量很微小，如果所有人都有這個意識，就會逐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記者：經過幾年大學生活，大學生最應該收獲的是什么？

　　李培根：現在很多大學的教育以就業為目的，一些學生的學習也是以就業為目的。這個層次是很低的。大學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知識的抵達，不是就業的抵達，而是心靈的抵達。

　　記者：這樣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或通識教育嗎？

　　李培根：談到博雅教育，有些人把博雅教育看作通識教育，有些人把博雅教育理解成創新教育，也有一些人具體理解為書院教育。澳門大學全球事務總監兼校長特別助理馮達旋先生說，奧摩姆（ollmom）博士曾告訴他，“把你的思維帶到你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對這句話的另外一種理解是，要從大學教育中獲得心靈的自由，而不是只學到一些知識。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崔琦曾在奧古斯塔納學院讀書，他說：“在此大學，我能自由自在以我個人的速度閱讀、學習及思考。”“自由自在”是說處于一種心靈自由的狀態。所以，馮達旋先生說：“‘博雅’不只是行動，不只是課程，不只是學習過程，最主要的是一種‘心靈的思維’。”

　　記者：在您看來，真正學習好的標志是什么？

　　李培根：嚴復有一段話：“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中國人認為懂得的東西越多越好，學到的東西越多越好，而西方人尊崇新知，即新的發現、創造或創新。今天我國政府和大學都很強調創新，但大學教師做研究真正憑好奇心驅動的很少，而好奇心更能驅動創新。另外，我認為，“創新教育不是奢侈品”。創新教育不只是重點大學的事情，也是高職、中專、技校的事情，它們也有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技能。同樣，創新教育也不只是優秀學生的事情，每一個大學生都有創新潛能，只不過很多學生的潛能還沒有發揮出來罷了。

　　記者：大學生應具備怎樣的看問題的視野？

　　李培根：這涉及“知識視野”和“問題視野”哪個更重要的問題。我認為問題視野比知識視野更重要。問題視野就是要發現問題，即使不能發現新問題，也要善于觀察問題、關注問題，這是一種很好的素養，也是一種能力。僅滿足于教師教給我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聰明的學生要去關注問題，尤其是那些大問題，包括社會的、科技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