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時刻都在恐怖中，然而我不能走”

　　抗戰期間的鄭振鐸。

　　陳福康先生在溫州市圖書館講述鄭振鐸搶救中華文獻的故事。 趙天慧 攝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且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一舉扭轉了中國珍本外流的嚴重局面。”上周日下午，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陳福康做客溫州市圖書館，為市民講述了溫州文化名家鄭振鐸在抗日戰爭時期搶救國家珍貴古籍文獻的英勇事跡。

　　鄭振鐸（1898～1958），原籍福建長樂，生于溫州，長于溫州。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歷史學家、文獻學家，亦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和主要領導者，堪稱二十世紀文化大家。

　　現年65歲的陳福康，潛心從事“鄭學”研究四十多年，著有《鄭振鐸年譜》《鄭振鐸論》《鄭振鐸傳》等。他告訴記者，自己是在上世紀70年代，讀魯迅文集的時候，接觸到鄭振鐸，進而對其心生敬意并走上了研究鄭振鐸之路。“今年是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希望通過重溫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來緬懷這位愛國志士。”

　　不惜代價搶救古籍孤本

　　結合鄭振鐸的著作《劫中得書記》《跋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和《西諦書話》，以及研究保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臺灣有關圖書館當年的書信、報告、檔案，陳福康大致還原了鄭振鐸搶救中國古籍文獻的始末。

　　1937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北平、上海，隨后東南各省也相繼陷落。當時在書香之地的江南一帶，許多著名的藏書樓在戰火中被毀，那些經過數代經營和積藏的珍本典籍，損失慘重。即便是僥幸保存下來的文獻，也大多被后人拿去變賣以維持生計。時任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的鄭振鐸對此非常痛心，特別是當他看到路透社發自華盛頓的一篇電文——“中國珍稀圖書，現在源源流入美國，舉凡稀世孤本，珍稿秘藏，文史遺著，品類畢備，將來研究中國史學與哲學者，將不往北平而至華盛頓，以求深造。”

　　這一發現讓鄭振鐸大吃一驚，他認為如不及時搶救，將來“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于是，他先是花光自己所有的積蓄買書，然后向朋友借，或向書賈欠賬，甚至把不太重要的藏書賣掉一點，再去買重要的書，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挖肉補瘡”。

　　時局的變動讓鄭振鐸的古籍收藏變成了一場救書行動。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于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是明代藏書家趙清常歷時三年抄校而成，包含了64冊共242種雜劇，是收錄古代戲曲最多的珍本秘籍，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

　　1938年5月，藏書家陳乃乾告知鄭振鐸，蘇州書商楊壽祺發現了該書的前32冊，售價3000大洋。鄭振鐸一邊將此消息電報給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鄭振鐸原暨大同事，詞曲專家)和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一邊多處籌款，次日即攜千元趕到蘇州，交與楊壽祺。楊不僅允諾取書，還告知鄭，另外32冊在古董商人孫伯淵處，自己也可代為購買。鄭振鐸喜出望外，又忙著回去籌款。不想，當他再去，竟被告知前32冊書也已被孫伯淵購去。孫將全書合璧以為奇貨，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這般天價實在讓鄭振鐸無力承擔。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由教育部出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撥款難到，最終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理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陳乃乾從中“作伐”，以9000大洋將書完整購下。

　　鄭振鐸事后自況：“當時取到書的時候，簡直比攻下了一座名城，得到了一個國家還要得意。”的確，在這部《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里，有一半是湮沒幾百年的孤本，很多還是稿本、抄本，沒有刻印過。后來，鄭振鐸在《劫中得書記》中高度評價該書被發現的價值：“這宏偉豐富的寶庫的打開，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增添了許多本的名著，不僅在戲劇史上是一個奇跡，一個極重要的消息，一個變更了研究傳統觀念的起點，而且在中國歷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上也是一個最可驚人的整批資料的加入。這發現，在近五十年來，其重要，恐怕是僅次于敦煌石室與西陲漢簡的發現。”

　　而作此評價的遠不只他一人。在鄭振鐸和時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之間的往來信件中，張元濟提到《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是絕世之“國寶”，萬不能任其流到國外。他還提出，為了保存孤本，必須把這部書轉化為鉛印本。

　　“這和鄭振鐸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書是為國家買的，所以能不能印要問政府當局。”陳福康透露，在經過同教育部及商務印書館的反復交涉后，最終出了一部《孤本元明雜劇》。“盡管現在它在圖書館比較普遍，但是你如果了解這樣一個過程，就會知道，當年出這部書是很艱難的。”

　　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

　　在“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的過程中，鄭振鐸深感勢單力薄，于是他找到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私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上海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以及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那一陣，五位愛國文化志士幾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討搶救之策。他們覺得事關保護搶救國家文化留存，除了啟動民間力量，政府也應該擔責。為此他們多次聯名給重慶政府發去電報，痛陳文獻遭劫的危急狀況，以及文獻散失后將帶來的嚴重后果，強烈要求當局立即撥款搶救。

　　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的朱家驊對此表示支持，決定借助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力量，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合作搶救。中英庚款董事會成立于1931年，負責管理歷年由英國退還中國的數百萬英鎊庚款的用途。

　　1940年1月13日，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秘密抵滬，與鄭振鐸等人取得聯系，商定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這是一個地下組織，專事上海一帶的古籍文獻收購，其經費取自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國立中央圖書館之費用，書歸國立中央圖書館所有。鄭振鐸還起草了《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由張壽鏞、何炳松保管經費，張元濟鑒定宋元善本，鄭振鐸負責對外聯絡等事宜。張元濟由于年事已高，則不方便參與具體工作。

　　當時上海情況復雜，尤其是敵偽特務的滲入，為救書工作帶來極大的阻礙。鄭振鐸只能以暨南大學的名義收購圖書，每天往返于各書店間。為了防止被特務發現，他經常尋覓安全場所，與同志會的人士秘密把書搬來搬去。他的行動，還引起了日本密探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單。有兩次，鄭振鐸與搜捕他的日本特務擦肩而過。《劫中得書記》曾載：“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然而我不能走……”

　　從1940年春到1941年冬，上海全部淪陷之前，文獻保存同志會先后收購了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順德鄧氏“風雨樓”、吳興劉氏“嘉業堂”和張氏“適園”等著名私家藏書樓的大量善本古籍，數量多達3800余種，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種。依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上海搶救出來的。

　　然而，當鄭振鐸殫精竭慮搶救中國古籍文獻之時，居然有人曲解他，說他和周作人一樣，做了漢奸。陳福康說到這里，言辭有些激動，他指出，在上海淪陷后，漢奸報紙上曾公布日方要召開一個東亞文學工作者大會，與會者中有鄭振鐸。巧的是，鄭振鐸的那天日記保存了下來。他寫道，看到這條不實的新聞，自己非常憤怒！

　　后來，鄭振鐸在一篇文章《求書日錄》中寫道:“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說：為了搶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工作……在頭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熱忱吸引住南北的書賈們，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廣東，西至漢口的許多古書與文獻。沒有一部重要的東西會逃過我的注意。我所必須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時，偽滿的人在購書，敵人在購書，陳群、梁鴻志在購書，但我所要的東西決不會跑到他們那里去。我所揀剩下來的，他們才可以有機會揀選。”

　　正是靠著如此強大的責任感和自信力，鄭振鐸在艱難時世中不顧個人安危，為國家搶救和保存了大批古籍。

　　作家葉圣陶在鄭振鐸遺作《西諦書話》的所作序言中評價道:“當時在內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舍不得離開上海，哪知他在這個艱難的時期，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正在做這樣一樁默默無聞而意義極其重大的工作。”

　　為國家保存文化，如在戰場上作戰。對于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的崗位不就是維系中華文化于不墜嗎？在這一點上，鄭振鐸做了一件永垂史冊的好事，他將被后人永遠銘記。（記者 王民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