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變化 慶國慶黑板報手抄報文字資料

　　70年前，毛澤東同志把黨在全國執政比作進京“趕考”，提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70年的實踐證明，我們黨在這場歷史性考試中取得了優異成績。同其他各項建設一樣，新中國70年國家政權建設走過了一段十分光輝的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積累了極其寶貴的經驗。

　　一、新中國70年國家政權建設的光輝歷程

　　新中國70年國家政權建設，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歷史階段。新中國成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為第一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前為第二階段，十八大以來為第三階段。

　　（一）新中國成立與國家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確立

　　政權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來說，能否建立起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國家制度體系與機制，并使之不斷成熟完善，是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性、全局性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迅速建立起地方各級人民政權，形成了從中央一直延伸到社會基層的人民政權組織系統，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基本框架，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與新中國國體、政體和基本政治制度的確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今北京）舉行。這是一次迎接和籌建新中國的大會。大會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在一個時期內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分析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傳承的基礎上，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和基本政治制度。

　　（1）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按照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基本原則，建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蘇維埃政權組織。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三三制”政權建設理論，建立了邊區參議會制度。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構想和理論。194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同志進一步闡述了建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問題，強調新中國既不采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等，也不照搬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形式，而應該實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由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1949年6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共同綱領》采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確定人民民主專政為新中國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新中國政體。

　　（2）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經過相互合作、反復比較，鄭重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8年4月30日，黨中央發布關于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響應。1949年9月新政協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正式確立。從此，這一符合當代中國實際、符合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成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3）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我們黨成立早期，曾就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提出過“民族自決”“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口號。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明確提出“各民族平等，共同聯合建立統一國家”的主張，并在陜甘寧邊區建立若干小范圍的民族自治地方。1947年5月，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我們黨明確指出，內蒙古自治政府為“非獨立政府，仍屬中國版圖，并愿為中國真正民主聯合政府之一部分”。這為黨領導建立區域性民族自治提供了成功范例。在起草《共同綱領》過程中，毛澤東同志提出，要考慮到底是搞聯邦，還是搞統一共和國、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并向黨內征詢意見。經過充分論證，我們黨確定新中國在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不實行聯邦制。《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由此，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成為新中國的又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成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要內容和制度保障。

　　2.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正式實行。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標志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新中國根本政治制度的成功實行。這是我們黨帶領人民長期奮斗的結果，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這次會議通過的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堅持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兩大原則，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以國家根本法形式，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作了更為完備的規定，為中國人民通過這些政治制度來保證國家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3.國家政權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黨在指導思想上逐步發生“左”的偏差，國家政權建設在取得很大成就的情況下有所停滯、徘徊，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砸亂公檢法、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鼓噪下，國家政權建設同整個國家的命運一樣，走了一段彎路，遭遇嚴重曲折，遭受巨大破壞。黨的領導受到嚴重沖擊，憲法法律形同虛設，人民代表大會有名無實。這個教訓極為慘痛，永遠不能忘記。

　　縱觀這一時期的國家政權建設，奠基性、開創性特點十分鮮明。一方面，它既遵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原則，反映人民當家作主的愿望，賦予新中國國家政權特別是政治制度融先進性、人民性、實踐性為一體的獨特基因，又充分考慮中國發展實際，符合中國歷史文化傳承，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另一方面，由于經驗不足，它明顯帶有初創時期的不成熟、不完善的特點，為以后的探索和發展留下了巨大空間。

　　（二）改革開放新時期與國家政權建設的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

　　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文化大革命”災難使我們黨更加深刻認識到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政權建設從撥亂反正中再出發，堅定走上了健康發展軌道。

　　1.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教訓，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標志著國家政權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1）恢復、重建國家政權機關和政治制度。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七部法律①和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我國現行憲法，對于恢復、重建國家政權機關和政治制度起了重要推動作用，是國家政權建設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標志和成果。在“五四憲法”基礎上制定的“八二憲法”，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新要求，就國家政權建設作出一系列規定，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

　　例如，在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方面，將原來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部分職權交由它的常委會行使，規定在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賦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權，還規定各級人大代表選舉由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擴大到縣一級等。在加強地方政權建設方面，決定取消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恢復設立人民政府，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恢復設立鄉鎮政權機關，等等。這些規定的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增添了重要內容。

　　（2）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伴隨著國家政權機關和政治制度的恢復和重建，政治體制改革在探索中穩步推進。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重新恢復和加強改善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的處理經常性工作機構。這是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的重要舉措，也是推動干部年輕化和新老交替的重要措施。隨后中央頒布了《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廢除了干部領導職務實際上的終身制。

　　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問題。鄧小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突出強調制度的極端重要性，深刻闡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則。在鄧小平同志講話精神指導下，黨中央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推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并對中央和國務院機構進行了精簡。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開展，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愈益顯得突出迫切。1986年6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他強調，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十三大對政治體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正式啟動。

　　2.1992年十四大后，我們黨開始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建設國家政權這一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課題，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沿著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軌道不斷健康發展。

　　（1）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十四大后，為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和重要內容，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作出部署。例如，關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十四大報告提出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立法和監督等職能，更好地發揮人民代表的作用。十七大報告提出，支持人民代表大會依法履行職能，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等。1995年、2004年和2010年三次修改選舉法，2000年制定立法法，2006年制定監督法，健全完善了人大代表選舉制度、立法制度和監督制度。

　　（2）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把黨的建設提到新的偉大工程高度，著力探索解決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兩大歷史性課題。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不斷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能力等五個方面的能力，強調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十七大把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確立為黨的建設主線。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進一步增強。

　　（3）提出和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十四大后，我國法制建設進入快車道。1997年，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目標。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至2010年底，我國已制定憲法和現行有效法律共237件、行政法規690多件、地方性法規8600多件。這是我們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取得的重大成果，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4）大力推進基層民主。十四大第一次把我國基層民主制度的形式劃定為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三大組成部分。十五大、十六大把擴大基層民主、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和機制作為民主政治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逐步形成了以村委會、居委會和職代會為主要內容的基層民主自治體系。十七大首次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納入中國特色政治制度范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被確立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5）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先后四次實行機構改革。1993年是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討論通過機構改革方案。這次改革，采取五級聯動，中央一級的重點是加強宏觀調控和監督部門。1998年改革重點是精簡機構和人員、實行政企分開、加強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調整和減少專業經濟管理部門。2003年改革重點是減少政府組成部門，推進政府職能轉變。2008年改革重點是圍繞建設服務型政府展開。這些改革對于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縱觀這一時期的國家政權建設，從恢復中起步，伴隨改革開放的腳步，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沿著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向，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從此，在走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上，中國人民有了精神上的主動。